【全文】胡 适《三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

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做长篇的文章同 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 位。

蓝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点：他们都说主义是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李 君的话），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态度”（蓝 君的话）。这种界说和我原文所说的话，并没有冲突。我说，“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 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播传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 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 的名词”。我所说的是主义的历史，他们所说的是主义的现在作用。试看一切主义的历 史，从老子的无为主义到现在的布尔扎维主义，那一个主义起初不是一种“救时的具体 主张 ？

蓝李两君的误会，由于他们错解我所用的“具体 两个字。凡是可以指为这个或那 个的，凡是关于个体的别特的事物的，都是具体的。譬如俄国新宪法主张把私人所 有的土地，森林，矿产，水力，银行，收归国有；把制造和运输等事，归工人自己管 理；无论何人必须工作；一切遗产制度完全废止；一切秘密的国际条约完全无效 ……这都是个体的政策，这都是这个那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解决法——这都是“具 体的主张。”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了一个“布 尔扎维主义 的名词,或是只记得一个“过激主义 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 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 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 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 ，便是指这种危险。

蓝君的第二个大误会是他把我所用的“抽象”两个字解错了。我所攻击的“抽象 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如现在官场所惯用的“过激 主义”，便是一例；如现在许多盲目文人心里的“文学革命”大恐慌，便是二例。蓝君 误会我的意思，把“抽象”两个字解作“理想 ，这便是大错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 想象的。譬如一个科学家遇着一个困难的问题，他脑子里推想出几种解决方法，又把每 种假设的解决所涵的结果一一想象出来，这都是理想的。但这些理想的内容都是一个具 体的想象，并不是抽象的。我那篇原文自始至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 想。我说：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 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 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是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 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 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 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 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这不是极力恭维理想的作用吗？

但是我所说的理想的作用，乃是这一种根据于具体事实和学问的创造的想象力，并 不是那些抄袭现成的、抽象的、口头禅的主义。我所攻击的也只是这种不根据事实的， 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

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那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这个 分别，请两君及一切读者不要忘记了。）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我屡次说 过，“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工具”。我又屡次说过，“有了学 理做参考的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方 法 。我这种议论，和李君所说的“应该使社会上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 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态度 并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和蓝君所说的 “我们要提出一种具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定先要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的根 据，引起一般人的反省 ，也没有什么冲突的地另。因为蓝李两君这两段话所含的意思 都是要用主义学理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见相和。如果蓝李两君 认定主义学理的用处不过是能供给“这问题 的意义以及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两君 认定这个观点，我决没有话可以驳回了。

但是蓝君把“抽象”和“理想 混作一事，故把我所反对的和我所恭维的也混作一 事。如他说，“问题愈广，理想的分子亦愈多；问题愈狭，现实的色彩亦愈甚。”这是 我所承认的。但是此处所谓“理想的分子”乃是上文我所说的“推想”“假设”“想象”几 步工夫，并不是说问题的本身是“抽象的 。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都是具体的，都只 是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决没有空空荡荡不能指定这个那个的问题而可以成为问题的。

蓝君说，“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 。这里他把“抽象性 三字代替 上文的“理想的分子 五字，更容易使人误解了。试看他所举的例,如法国大革命所标示 的自由平等，如中国辛亥革命所标示的排满，都不是问题本身，都是具体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要排满呢？因为满清末年的种种具体的腐败情形，种种具体的民生痛苦和政治 黑暗，刺激一般有思想的志士，成了具体的问题，所以他们提岀排满的目标，作为解决 当时的问题的计划。这问题是具体的，这解决也是具体的。法国革命以前的情形，社会 不平等，人民不自由，痛苦的激刺引起一般学者的研究。一般学者的答案说：人类本生 来自由平等的，F切不平等不自由都只是不自然的政治社会的结果。，故法国大革命所标 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对于法国当日情形的具体解决。法国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具体 的。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在我们眼里自然很抽象了，在当日都是具体的主张，因 为这些抽象名词在当日所代表的政策，如废王室，，废贵族制度，行民主政体，人人互称“同胞 ，……等等,那一件不是具体的主张？

所以我要说：蓝君说的“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是错了。他应该 说：“问题的范围愈大，我们研究这种问题时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难，格外复杂， 思想的方法应该格外小心,格外精密”。更进一步：他应该说，“问题的范围愈大，里 面的具体小问题愈多，我们研究时绝不可单靠几个好听的抽象名词就可敷衍过去，我 们应该把那太大的范围缩小下来，把那复杂的分子分析出来，使他们都成一个一个的具 体的简单问题，如此然后可以做研究的工夫。

我且举几个例：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齿虫蛀了，‘这都是很简单的病，可以随手解 决。假如你生了肠热症（ Typhoid）,病状一时不容易明了，因为里面的分子太复杂 了。你的医生必须用种种精密的试验方法，每时记载你的热度，每日画成曲线表，表示 热度的升降，诊察你的脉，看你的舌苔，化验你的大小便，取出你的血来，化验血里的 微菌……如此方才可以断定你的病是否肠热症。断定之后，方才可以用疔治的方法。一 切大问题，一切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抽象性增加”，乃是里面所含的具体分子太多 了，所以研究的时候所需要的思想作用也更复杂繁难了。补救这种繁难，没有别法子， 只有用“分析”―，把具体的大问题分作许多更具体的小问题。

分析之后，然后把各分子的现象综合起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意义。譬如医生把病 人的脉，血,小便,热度等现象综合起来，寻出顾热症的意义，这便是 综合”。但是这种 综合的结果仍旧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肠热病），仍旧要用一种具体的解决法（肠热病的 疗法）。并不是如蘇君所说“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同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 象性的问题”。

以上所说，泛论“问题与主义 ，大旨只有几句话：“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无论 范围大小,都是具体的，决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种主义的起初都是一切具体.的主张， 决不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抽象性，但是研究问题的 时候往往必须经过」番理想的作用这一层理想的作用不可错认作问题本身的抽象性。 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 时代，主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所以我们可以说，主义的原起虽是个体的，主义的 应用有时带着几分普遍性。但不可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 。

蓝君和我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我认定主义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蓝君便不 然。他说：

一种主张能成为标准趋向态度，与具体的方法恰成反比例。因为愈具体，各部分 的利害愈不一致。......故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主义并不一定含 着实行的方法。那实行的方法也并不是一定要从主义中推演出来的。……故往往有一种 主义，在主义进行的时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团结也非常坚强。一到具体问题的 时候，主张分歧，立刻成一纷扰的现象。

蓝君这几段话简直是自己证明主义决不可和具体的方法分开。因为有些人用了几个 抽象名词来号召大众；因为他们的“主义”里面不幸不曾含有“实行的方法 和“具体 的主张”»所以当鼓吹的时候・，未尝不能轰轰烈烈的骗动了无数信徒，一到了实行解决 具体问题的时候，便闹糟了，便闹出“主张纷歧，立刻扰乱”的笑柄来了。所以，后来扰 乱的原因，正为当初所“鼓吹 的，只不过是凡个糊涂的抽象名词，里面并不曾含有具 体的主张。最大最明的例就是这一次威尔逊先生在巴黎和会的大失败。威总统提出了许 多好听的抽象名词，一人道，民族自决，永久和平，公道，正谊，等等，一受了全 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释迦耶苏在日多得无数倍，祯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 是他一到了巴黎，遇到了克里蒙梭,，鲁意乔治，牧野，奥兰多等一班大奸雄，他们袖子 里抽出无数现成的具体的方法，贴上。“人道”“民族自治 ” “永久和平”的签条，——于是 威总统大失败了，连口都开不得。这就可证明主义决不可不含具体的主张。没有具体主 张的“主义 ，必致闹到扰乱失败的地位。所以我说蓝君的“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 法又是一件事”，只是人类一桩大毛病，只是世界一个大祸根，并不是主义应该如此的。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一个主义昵？难道单是为了 “号召党徒 吗？还是要想收一 点实际的效果，做一点实际的改良呢？如果是为了实际的改革，那就应该使主义和实行 的方法合为一件事，次不可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我常说中国人（其实不单是中国人） 有一个大毛病。这病有两种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热, 一方面是“方法盲”小孩子看 见月亮，喊着要上天便是“目的热 ，不管如何上天便是“方法盲”。蓝君所说的“主 义并不一定含着实行的方法，”便是犯了这两种病。只管提出“涵盖力大 的主义，便 是目的热；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话也带着这个毛病。他说：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 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有 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 地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讲演，也曾说民治主义在法国 便偏重平等；在英国便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与平等，但美国所谓自 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 不是民治主义的自然适应环境，这都是因为英国法国美国的先哲当初都能针对当日本 国的时势需要，提出具体的主张，故三国的民治各有特别的性质。（试看法国革命的第 I二次宪法和英国边^>等人的驳议，便可见两国本来主张不同。）这一个例应该给我们 一个很明显的教训：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 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考酉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 知; 开药方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不 然，我们只记得几首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肚里自然“会”起 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庸医杀人 的大罪了。

蓝君对于主义的抽象性，极力推崇，认他为最合于人类的一种神秘性,又说：“抽 象性大，.涵盖力可以增大。涵盖力大，归依的人数愈增多。”这种议论，自然有一分真 理。但是我们同时也该承认人类的这种 神秘性”实在是人类的一点大缺陷。蓝君所谓 “神秘性， 老实说来，只是人类的愚昧.性。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 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 的牺牲。不要.说别的，.试看一个“忠”字，一个“节”字，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试看现 今世界上多少黑暗无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替他做护法门神 的?人类受这种劣根性的遗毒，’也尽蟻了。我们做学者事业的,做舆论家的生活的，正 应该可怜人类的弱点，打破他们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使弛们以后不容易受这种抽象名 词的欺骗。所以我对于蓝君的推崇抽象性和人类的“神秘性,”实在很不满意。蓝君是 很有学者态度的人，他将来也许承认我这种不满意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对•于人类迷信抽象名词的弱点，该用什么方法去补救他呢？我的答案是：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 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 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啾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 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 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